意见领袖 | 李庚南
上半年，面对急剧变化的外部环境，我国加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逆周期调控政策，内需表现趋稳，出口好于预期，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经济总体平稳运行，预计上半年GDP增长5.3%左右，高于全年5%的预设目标；但下半年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仍在增加、内需增长面临居民资产负债表弱化、民间投资疲软等因素制约，预期目标实现仍面临较大压力，在稳内需、促转型方面仍需持续发力。
在此关口，中央财经委员会于7月1日召开了第六次会议，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核心议题等。会议明确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五统一、一开放”基本要求，强调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需要聚焦的重点难点，包括：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规范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加强对中标结果的公平性审查；规范地方招商引资，加强招商引资信息披露；着力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畅通出口转内销路径，培育一批内外贸优质企业；持续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健全有利于市场统一的财税体制、统计核算制度和信用体系；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善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
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号角已吹响。作为资金要素市场中枢的金融方阵显然义不容辞。那么，在这一进程中，金融业如何赋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找准定位？我认为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可以有所作为：
一、通过推进ESG机制建设，倒逼核心企业消除“内卷式”低价竞争及倚仗市场强势地位压榨上下游企业行为。
曾几何时，“反内卷”如一股旋风，荡涤各领域、各行各业。从去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提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到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再到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反“内卷式”竞争已然成为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绕不开的话题，因此也成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首先需要攻克的难点。
“内卷式”竞争的典型特征是过度低价竞争、同质化竞争和跟风式竞争。过度价格竞争表现为企业过度依赖“价格战”来抢占市场资源与份额；同质化竞争表现为在相同领域不同品牌的产品或服务在设计、技术含量、使用价值乃至营销手段上相互模仿的无差异竞争；跟风式竞争主要表现为企业盲目跟随热点赛道、忽视差异化优势，导致资源浪费和效益低下。跟风式竞争易导致业务同质化竞争，同质化竞争最终往往走向价格竞争。
毋庸置疑，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主要竞争手段之一，价廉物美的产品和服务自然会在市场选择中处于优势地位。但是，过度依赖于“价格战”而忽视产品和服务质量，甚至不计成本的低价竞争显然是非理性的、不可取的。不仅会扰乱市场正常竞争秩序、扭曲价格信号，还会拉低行业利润，挤压企业盈利空间甚至是生存空间。而且，跟风式、同质化竞争还会导致资源低效配置甚至资源浪费。为此，会议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出发，强调要依法依规治理企业“内卷式”低价无序竞争，本为题中应有之意。
如何治理“内卷式”竞争？需清楚的是，无论是跟风式竞争、同质化竞争还是低价竞争，企业这些行为终归属于企业自主的选择市场行为，对其进行调节纠偏的手段也理应是市场的而非行政化的，从金融机构角度更是难以直接干预和影响，但作为资金资源分配的枢纽，金融又并非完全无可作为。
一方面，金融机构可创新金融服务模式，用规范的金融供应链融资挤出非规范的产业供应链融资。关键在于以技术破解信息不对称瓶颈，以生态合作分散风险，以差异化产品满足小微客群需求，通过数据穿透信用、协同创造价值。要聚焦核心企业生态，不断拓展供应链金融服务半径，由“1+N”传统供应链模式向“N+N”覆盖多级供应商、分销商的全链条供应链金融服务拓展。
另一方面，可以融资等金融服务为入口，找寻影响和制约企业“内卷式”竞争的利益杠杆，这就是ESG（即Environmental、Social和Governance）管理。基于ESG评价，投资者可以观测企业ESG绩效、评估其投资行为和企业（投资对象）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贡献。作为国际上普遍被接受的投资原则，ESG管理越来越被重视。国内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ESG管理理念不断强化，对自身ESG评级结果越来越看重。实际上，ESG更具市场性，能够通过利益机制的传导将外在驱动力转化为内在驱动力。
因此，若将企业市场竞争行为的规范性，特别是核心企业在供应链金融中的表现（如确权效率）纳入ESG评价或相关责任考核体系，将有助于从内在利益驱动上倒闭企业理性竞争，消除内卷式竞争。但ESG功能的发挥，前提是ESG标准和评价体系的统一与完善。
二、结合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以差异式金融服务淘汰落后产能
淘汰落后产能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重大举措，其核心是推动产业节能减排、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因此也是绿色金融发力的场景之一。
我国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经历了从行政主导到市场化与行政手段结合、从单一行业整治到多行业协同治理的演进过程。1998 年-1999 年，从纺织业开始，拉开了淘汰落后产能的序幕。2015-2016年，进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明确了通过“严禁新增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兼并重组、错峰生产”四大手段强制去产能。2024-2025年，进入“反内卷”政策阶段，强调行业自律、技术升级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避免行政“一刀切”。2025年又提出了零碳园区建设，政策发力点是通过园区低碳化改造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工艺、设备，发展绿电、氢能等清洁能源。本次会议强调，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这应该可视为我国在新时期关于淘汰过剩和落后产能提出的新要求。
相应地，金融业在支持淘汰落后产能过程中的基本政策导向是禁止新增授信、逐步压缩退出存量，并及时调整风险分类和信贷策略，防范信贷风险。2016年以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银行业在推动去产能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如实施差异化信贷政策和债权人委员会制度，避免信贷资源浪费，对产能过剩行业中暂遇困难但有发展前景的优质企业继续给予信贷支持等。
当前，新一轮淘汰落后产能所处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淘汰落后产能的原则导向和要求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即更加注重市场化、法治化、绿色化和结构性调整。相应地，金融推动淘汰落后产能的手段、方式也需做出适应性调整。
一是注重市场化与法治化的并重。即从行政指令转向市场主导，强化价格信号（如利率、信贷成本）和竞争机制的作用，通过法治手段（如破产法、环保法）规范退出机制。这就要求金融机构需动态评估企业产能利用率、盈利能力和环境合规性，避免“一刀切”或运动式退出。
二是注重绿色金融与经济转型的深度融合。意味着落后产能的界定要从“效率低”扩展至“高污染、高耗能”。这要求金融业在推动淘汰落后产能方面，对传统行业（如钢铁、水泥）需实施差异化信贷政策，支持绿色技术改造，严控新增高碳产能融资。
三是注重结构性政策工具的运用。基本导向是央行通过专项再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等，定向引导资金流向先进产能和绿色产业。这就要求金融机构需精准识别技术升级潜力企业，避免误伤短期困难但长期可持续的产能。
四是注重兼顾风险防控与金融稳定。新一轮淘汰落后产能更加强调有序退出，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如债务连锁反应、就业冲击）。新要求金融机构建立产能退出企业的债务重组机制，配套不良资产处置工具（如债转股、AMC介入）。
五是注重科技赋能精准识别落后产能。即注重利用大数据、AI等技术动态监测企业能耗、排放和经营数据，提升产能评估精准度。这就要求金融机构需搭建智能化风控系统，减少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误判。
总之，新时期金融业推动淘汰落后产能的核心逻辑是以“精准切割”替代“一刀切”；既要通过市场化工具引导资源优化配置，又要强化社会兜底和风险缓冲机制。同时，需要平衡方面关系与利益。平衡的关键在于兼顾效率与公平、短期与长期、局部与全局，最终实现经济结构的高质量转。特别需要平衡金融风险与企业生存。过度收紧融资可能引发企业连环违约，人为放大风险或提前引爆风险；因此需通过债务展期、并购重组等方式实现软着陆。
三、着力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畅通出口转内销路径，培育一批内外贸优质企业。
会议提出要着力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金融业作为资源配置的核心枢纽，可以通过优化跨境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完善基础设施等方式，聚焦痛点，打破内外贸制度壁垒，促进商品、资金、数据等要素双向流动，助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当前，在推动内外贸一体化过程中面临的核心堵点是：外贸企业转内销面临信用体系不兼容（如国际信用证与国内保理差异）、资金周转压力大（账期不匹配）、汇率风险高等问题；而内贸企业“出海”时又往往缺乏国际征信支持、跨境支付渠道和避险工具。
要打通这些堵点，就需要从金融供给侧发力，通过优化支付结算，打通内外贸资金链；通过提供融资支持，有效缓解企业流动性压力；通过完善风险管理，对冲市场与汇率波动；通过完善信用信息系统，降低国内外市场信息不对称。
一是加快推进支付结算一体化。通过开设本外币一体化账户，允许企业在同一银行账户内管理本外币资金，以简化结售汇流程，降低汇兑成本；通过推广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与国内票据交换系统对接，支持内外贸企业使用同一套支付工具；通过深化央行数字货币推广应用，试点数字人民币在跨境电商、保税区贸易中的使用，大大提升跨境支付效率。
二是加强内外贸联动融资创新。基于内外贸在融资方面的内在联系，探索二者联动协同的融资产品。如，开发“外贸订单+国内仓单”组合质押贷款，以外贸应收账款为内销生产提供资金。推广“供应链金融+保税物流”模式。发挥中信保等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功能，为外贸企业转内销提供信用担保，同时支持企业内外贸产能转换。以出口退税账户质押为核心，为外贸企业提供内销流动资金贷款。
三是促进信用体系不断完善及跨境衔接。首先是加强政府相关部门的协同联动，推动信用体系的完善。特别是要通过央行征信系统与国际征信机构合作的合作，建立企业跨境信用档案。在《数据安全法》框架下，探索跨境信用数据“白名单”机制。通过蚂蚁链技术，将跨境电商平台的海外销售数据转化为国内融资信用。探索“信保+征信”模式，将外贸企业出口信用保险数据纳入国内银行授信评估，帮助外贸企业获得国内融资。推动ESG评级体系的建立与统一，对接国际ESG标准，引导内外贸企业绿色转型，提升国际竞争力。
四是创新风险管理工具。银行要创新金融供给的模式，提供“零保证金”远期结售汇服务，降低中小微企业锁汇成本。同时，要推广外汇期权组合产品，应对内外贸价格波动风险。上海期货交易所、广期所应探索推出更多国际化品种（如航运指数期货），为内外贸企业提供套保工具。
五是金融科技赋能。利用区块链技术打通内外贸单证流（如提单、发票、质检报告），实现“一次认证、全球通用”。大数据风控，通过分析企业跨境电商、保税区物流等数据，构建内外贸一体化授信模型。依托AI市场匹配，金融机构与跨境电商平台合作，基于交易数据为内贸企业推荐海外客户，或为外贸企业对接国内渠道。
(本文作者介绍：先后供职于工商银行、人民银行，现为银行监管部门人士，长期负责小企业金融服务推进工作，潜心研究小企业金融服务问题。)
